【1972年12月18日，北京中南海】“总理，我想再干点事！”王稼祥的话音并不高，却带着掷地之感。周恩来抬头看了一眼眼前的老战友，沉吟片刻，把那封申请信轻轻合上配资门户网官网网址，动身去向毛主席汇报。就在几小时后，毛主席批下一行遒劲大字——“他是有功劳的人”。一段鲜为人知的插曲，就此翻开。
很多人只记得王稼祥属于“遵义会议三人团”，却并不清楚，这位身材高大的安徽人早在十八岁就越过黑海，坐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教室里抄写《联共党史》笔记。他起初以为自己会成为一名学院派学者，没想到不到六年，枪声把他推回故土。1931年春，他身披灰色大衣抵达江西宁都时，南方正值油菜花期，他却顾不上看一眼花田，只想着“赶紧见到毛泽东”。
第一次正式碰面在青塘。会场不大，墙上挂着一盏煤油灯。毛泽东摊开一张地图，用粉笔圈出敌人兵力布置。王稼祥一直安静听着，心里暗暗发狠：理论如果脱离枪炮，这辈子就白学了。会后，两人几乎聊了半宿。多年后他回忆那夜，“毛主席讲的道理像井水一样清凉，一句话就能把问题刺透。”此后，他在战略方向上接二连三力挺毛泽东，奠定了两人之间近乎本能的信任。
1933年谷冈村那场空袭，成了王稼祥命运的转折。炸弹落下时，他正在主持政治工作会议，一块弹片划过腹部，伤势极重。抬上担架前，他只问了一句：“恩来同志怎么样？”此后长达几个月，他几乎与死亡贴身相处。周恩来调来贺诚，再三叮嘱“保住人”，足见当时中央对他的重视。可惜，这场重伤也种下了日后慢性疾患的种子。
长征中，他依旧被抬在担架上前行。湘江一役，红军阵亡过半。李德、博古坚持北上，眼看要把大部队推向绝境。王稼祥把聂荣臻拉到一边，低声说：“不能再这么走了，得让毛主席指挥。”聂荣臻点头：“我听你的。”随后有了通道会议、黎平会议，最终有了遵义会议。遵义会议开得激烈，王稼祥顶着高烧与剧痛，场场不缺。发言时，他语速不快，却句句要害：“失败在军事指导，责任在我们自己。”有人事后感叹，如果没有他出面，会议很可能无法定案。
遵义会后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王稼祥组成新的最高指挥小组。三人朝夕相对，遇重大决策往往一拍即合。毛泽东曾半开玩笑地说：“洛甫（张闻天）善于总揽，你（王稼祥）善于开路，我嘛善于下棋。”冷面玩笑的背后，是彼此的高度默契。
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期间，王稼祥先后负责国际联络、对外宣传等工作，常年往返延安与前线之间。因为外语好，他主持起草了不少对外文件。遗憾的是，旧伤反复，新病又来，1943年后他开始断断续续休养。建国后，他被任命为中联部部长、中央书记处书记。那时的中联部还只是一个小处室，他迎着缺人缺档案的窘境硬是把工作做了起来。朋友开玩笑说他“要是从政绩里拿抽成，早发财了”。他哈哈一笑，举手示意：“打游击那会儿，咱们吃过树皮，现在还能贪什么？”
1960年代末，因为病情加剧，他上交报告请求“半休养”。1970年，他住进北京医院，短暂离开岗位。按理说，一位久病的老干部就此颐养天年并不过分，可身边人都知道，他几乎每天都要读外电，空白页上密密麻麻写满批注。1972年冬，他觉得身体稍有起色，便写下那封请求重新工作的信。信不长，措辞平实，但字里行间透出迫切：“脑子还有几分好使，就想给国家再添些资料，多提供几条信息。”周恩来阅后无一句废话，径直送主席。毛泽东只看两遍，便落笔批示，几乎同时又给周恩来口头提醒：“安排快一点，他有功劳。”看似普通的批语，却是对一位老友、一位功臣最简练的褒奖。
1973年8月，十大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。王稼祥身形消瘦，但精神尚佳。他走进大会堂时，几名年轻代表低声议论“那就是王稼祥？”王稼祥听见了，微微一笑算作回应，没有多说一句话。大会选举，他以高票当选中央委员。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。
进入1974年，他状况急转直下。1月25日凌晨，医院走廊里的灯一直没熄。医生做最后一次抢救时，他的纸笔还放在床头，上面写着未完的稿件标题——《国际形势对我国的启示》。08时36分，心电图走成直线，68岁。从担架到担架，一生几乎没有离开过战位。
追悼会那天，八宝山礼堂肃穆异常。大厅中央摆着毛主席的花圈，挽联仅八个字：“功垂党国，永怀战友。”邓小平致悼词，语句简练，声调坚定：“王稼祥同志把自己一切奉献给了革命事业。”礼堂外寒风凛冽，送行的老红军们却舍不得离去。有人抹泪，有人遥望天空，没有人说流行的豪言，只有一句简单的话反复在队伍里传递——“他是有功劳的人”。
王稼祥走了，他留下的，除了那份与生俱来的真诚，还有一条朴素准则：理论必须同枪炮结合，才能真正改变中国。今天再读他的生平，仍能感到那股迎面扑来的热度。倘若问他功劳何在，也许一句“做了该做的事”便足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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